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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吴：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香农的信息论与传播学（物质——能量形式、图解方式、离散信息）、威纳的控制论与传播学（连续信息）。
传播学的两大主要流派：传播学的经验学派（经验事实）——经验性方法的意义及其局限性、美国的经验学派（实用主义、多余主义）以及经验学派的主要研究成果；传播学的批判学派——批判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由来及其立场、主要流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培养”理论的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美国政府成立的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格伯纳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的。“培养分析”最初的着眼点：一是分析电视画面上的凶杀和暴力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这些内容对人们的认识社会现实的影响。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格伯纳等人通过电视接触量与对环境危险程度的判断调查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
有“共识”才能实现协调，传统社会，教育和宗教来承担，在现代媒介社会则是大众传播来承担。大众传播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而且是缓和社会各异质部分的矛盾与冲突的“熔炉”以及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培养”理论是“文化指标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包括“制度分析”、“讯息系统分析”和“培养分析”。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蒂奇诺等人认为知识鸿沟扩大的原因有：传播技能上的差异、已有知识储存量的差异、社会范围的差异和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的因素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Ｊ．Ｓ．艾蒂玛和Ｆ．Ｇ．克莱因１９７７年提出的“上限效果”，指出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下来。
Ｎ．卡兹曼在１９７４年提出了“信息沟”理论，其主要观点包括：新传播技术的采用将带来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量和信息接触量的增大；新技术的采用所带来的利益并非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均等的；与人的能力相比，电脑等机器的信息处理和积蓄能力要强大的多；“老沟”未能填平，“新沟”又出现。“知沟”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有：新媒介的普及过程研究、区域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媒介素养研究。
“议程设置功能”探讨的是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问题，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Ｍ．Ｅ．麦库姆斯和Ｄ．Ｌ．肖于１９７２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他们通过研究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方式，影响着人门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麦奎尔和Ｓ．温达尔关于“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示意图进一步佐证了前者的看法。“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相比于历来的效果研究，它着眼于传播效果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中的认知层面；它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而且它暗示了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
随着各学者对“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研究，它不断趋于细致化和明确化——确认媒介议程和受众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议程设置功能”的作用机制趋于明确化、对“议题”不同类型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分析不同媒体“议程设置”的不同特点、对“属性议程设置”的概念的关注、一些研究从受众角度考察媒介议程设置效果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学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传播媒介和占统治地位的信息源之间的关系。“议程设置”研究与我国的舆论导向研究之间也有一定的理论接点。它的不足在于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且面临着网络传播迅速发展的挑战。
李水然：靠谱啊！哥，谢了。
许吴：还要不？
李水然：要要要。
康慨：不就是抄了郭老师的原文。
许吴：你不是？
康慨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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